- 发布日期:2025-06-23 19:45 点击次数: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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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子玉
众所周知,赵匡胤兄弟不仅在军事上兼并了四方诸侯,结束了乱世,更在制度上作出了一系列创新避免了大宋王朝成为后宋王朝的命运,尤其是将政治、军事和财政分开,并打造了文官政治。但实际上,宋朝的制度只是对五代政治的继承、优化。拿宰相制度来说,五代的宰相本来就没有决策权和参与军事的权力,赵匡胤后来只是继承了五代的惯例,并进一步扩充宰相的数量,形成群体决策的新格局。同时,北宋皇帝也深度参与政治,彻底结束了五代的军人政治。
在发动陈桥兵变并建立了大宋王朝之后,赵匡胤和五代诸帝一样也全盘接收了后周的人事,继续以范质、王溥和魏仁浦为相。
这是因为,不管是五代的王朝更替还是赵匡胤建宋,其本质都是以一个军事集团颠覆旧朝,建立新的王朝。由于没有政治经验,所以就必须得继续重用前朝文官来保证政务的正常运转。为什么五代会出现冯道现象,原因就在这里,可谓是铁打的文官,流水的皇帝。
而且,相比石敬瑭和刘知远这种长期坐镇地方有自己的核心文武班底、在问鼎之后完全可以以其在地方上的文武班底实现对关键岗位的渗透不同,赵匡胤只有军事班底,所以就只能重用前朝文官集团。
另外,凡是通过禅让开创新朝的王朝都要部分接收前朝的政治遗产、人事,赵匡胤也不例外。
另一个原因就是,任何一个军事集团在控制天下之后首先考虑的事情就是稳定,如果将以宰相为首的文官集团给换了,那必然导致新朝严重不稳,无法迅速建立秩序。所以,出于稳定的考虑,新朝都会完全接收旧朝的文官集团,然后再慢慢以本集团的人实现对旧的人事的代替,以彻底掌控军政。只不过,五代各朝的周期都太短,根本没有机会走这一步。
所以,当赵匡胤建宋之后也就完全接收了后周的文官集团,一个是因为其确实没有行政经验,更重要的是,赵匡胤以禁军将领的身份通过发动兵变遽然得到天下,所以就必须考虑稳定的问题。
据史书记载,赵匡胤在称帝后派出使者向各藩镇宣告大宋建立的消息时,藩镇就对使者来了个连环问:“宰相其谁乎?枢密使副其谁乎?军职其谁乎?从官其谁乎?”
等到确认朝廷的人事格局没变时他们才承认了大宋,承认了赵匡胤这个皇帝,“乃下拜”。
在藩镇的认知中,赵匡胤只有完全接收了旧朝的人事,那么地方藩镇的利益也就能得到保证。和五代时期一样,地方从来不在乎皇帝姓啥,只在乎他们的权益能不能得到保证。
由此可见,接不接收后周人事是事关大宋王朝能不能被地方承认,能不能马上稳定运转的大事,更关乎赵匡胤的皇权。
所以,当赵匡胤完全接收后周人事之后就马上得到了“人心不惊,天下自定”的结果。不管是维持政务的正常运转,还是保证新朝的稳定,赵匡胤两个目的都达到了。
作为职业军人,赵匡胤在政治上的成熟也由此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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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匡胤对于政治属于天赋型选手
图源/剧照
当然,此时的文官权力也极其有限,不会对新朝造成威胁。据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记载:“枢密使皆天子腹心之臣,日与议军国大事,其权重于宰相。”
从这句话中我们就可以解读出两个重要信息:五代时候已经在实行文武分治,枢密院是纯粹的军事机构;文官是被边缘化的群体,只负责打理日常政务。
既然文武分治的格局已经在五代形成,那么赵匡胤所能做的就是顺势继承这一格局,然后将其制度化而已。据《宋史》记载:“宋初,循唐、五代之制,置枢密院,与中书对持文武二柄,号为'二府’。”
中书负责政治,枢密院负责军事的格局正式形成。
由此可见,任何政治制度和权力格局都是一个自然演进的过程,历史上每一个王朝在建立之初都是先继承旧朝的各项制度,然后再进一步优化,最终形成符合新朝的制度。
因为,旧朝的制度经过现实的验证已经被人所接受,也证明了其实用性,所以,后人能做的就是,先继承,再优化。
所以,就不要说宋朝在制度层面的创新性,赵匡胤兄弟只不过是顺势而为而已。就连削藩这张牌,赵匡胤兄弟也只是在后周世宗的基础上接着打的,没有柴荣的努力,赵匡胤哪能打杯酒释兵权这张牌。赵宋官家属于是作业抄的好,吃了历史红利的那种。
对于北宋的制度创新我们也可以这样来解读:当客观条件成熟之后,人力所能做的就只是顺势而为。为什么郭威和柴荣没有办到的事,赵匡胤反而干成了,不是赵匡胤能力更强,而是客观条件成熟了。就像隋朝兼并南朝一样,不是北魏孝文帝和北周武帝这些人能力不行,而是杨坚的运气更好,在他手里,一切条件都已经成熟。
所以呀,历史人物的成就在更大程度上是存在一定的运气成分的,就看你有没有踩到那个所谓的转折点上。
再说文官被边缘化这点。由于五代各王朝军事的属性更强,所以文官集团更多作为一种秩序的象征,虽然是负责日常政务,但却没有决策权,是纯粹的政务的执行群体。
从一定程度上来说,五代政治是典型的二重体系:以文官为主力的传统官僚;以出身于军人的皇帝为核心的新兴势力。传统官僚负责一般政务,新兴势力负责掌舵,军事属性更强。
当然,由于五代诸帝的精力都主要用在应付战争上,战争才是当时的主题,所以,冗杂的政治事务就全都由文官来承担,文官成了既被边缘化、没有决策权,又要承受冗杂政务的群体。
也可以这样说,五代的宰相更多是政务官,不属于决策的核心。
而赵匡胤呢,在确立了“两府”的格局之后恰恰恢复了宰相的事权,宰相对于四方边奏、人事进退、郡县事务、刑法等都有了一定的话语权。
这是北宋结束五代军人政治的必然,也是打造文人政治形成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格局的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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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
图源/剧照
不过呢,为了牵制宰相,赵匡胤又设立了参知政事作为副宰相,将决策群体扩大。在赵宋官家的认知中,像范质那样“偱规矩、慎名器、持廉洁”的人才是所谓的真宰相。
在一定程度上,宋朝的决策权还是在皇帝手中,因为,除了设计了群相制度,宋朝皇帝也回归政治,不像五代诸帝一样,只侧重于军事。对此,我们可以以淳化二年(991)监察御史张观的话来进行验证:“陛下天慈优容,多与近臣论政,德音往复,颇亦烦劳。”
虽然赵宋官家将精力大量分配给政治领域,但这也是宋朝结束五代乱世的象征,为了避免历史重演,他们也只能如此。
当赵匡胤解除了禁军将领的军权,初步稳定了政治之后,宰相范质、王溥和魏仁浦也就及时辞职,退出了权力核心。然后就是赵匡胤的心腹赵普入相。
赵普为相是北宋历史的一个转折点,代表着赵匡胤集团完全实现了对军政两个领域的权力的统一,完成了后周到大宋的过渡。
总结起来就是,北宋虽然出于结束五代乱世的考虑做了许多制度创新,但在一定程度上也不过是继承了五代惯例,顺势而为而已。所不同的是,赵匡胤兄弟不仅将一切制度化,还进一步形成了文武分治、平衡的局面,让宰相彻底回归政治。
同时,皇帝也稀释了其军人属性,在一定程度上回归政治。
北宋的根基本质上是五代的积累,而不是赵匡胤兄弟纯粹的人力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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